讨千元工资，需办9个证；4次找反映情况，工作人员却来一句“4次还嫌急，还有20多次的呢”……这是沈阳几位农民工的讨薪遭遇。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可有些被欠薪者仍频繁遭遇“弹簧门”。
集结在“讨薪难题”上的血与泪，俨然是世态的剪影。讨薪需办9种证，是讨薪难的又一个注脚。农民工讨薪，提供工资被拖欠的证据，或有必要；但要办9个证，委实太过繁琐。
有些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劳动合同”“考勤卡”等，完全隔绝于他们艰涩的劳动语境；许多农民工的用人单位不规范，用人不签合同，解雇不依凭据……所以说，将办9种证作为立案前提，将举证责任推到农民工身上，实则铺就了讨薪路障。
近年来，针对讨薪难的制度设计、政策补全，确在完善。“恶意欠薪罪”着地，清欠风暴频频刮起，对欠薪现象有所震慑。但它弱化了讨薪难的振幅，却难以给其画句号。从讨薪总跟“眼球效应”联袂呈现，不难看出“讨薪困境”仍是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写照。
将矛头指向执行疲软，或是反思“讨薪难”时的惯性归因思路。申诉手续太折腾，流程漫长，完全可删繁就简，延伸服务链条。但也应看到，劳动监管流程与用工现状存在脱节。当农民工盲流化生存，游离于“合同制”之外，其权益也就处于裸露岩层。如何填补这块“保障真空”，对用工者加强约束，尤为重要。
“需办9个证”，抬高了维权门槛，也隔断“打捞沉没的声音”的路径。减少人为设障，多为维权铺路，才能粘合信任，让讨薪褪去“悲怆”的灰暗色调，让尊严皱痕被抚平。佘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