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市公布了城管踩人系临时工所为的结果后，舆论中竟有一片“庆贺之声”，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猜到了事情的结果。
近年，“临时工”屡屡出现在行政机关的所谓调查结果当中，为各种各样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行为承担责任。这背后似乎隐藏着这样一条逻辑：把责任推给“临时工”，涉事的相关部门便可“清者自清”。
但问题是，临时工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是否有资格替政府担这个责任。
临时工并非正式在编公务员，不受公务员法调整，那么是否属于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
2008年正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所订立的劳动合同依照该法执行。有观点认为，凡订立劳动合同都属于正式员工，不应该存在“临时工”。
“但关键问题是，现在大多数政府部门与受聘人员签订的是聘用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北京律协劳动法专业委员会主任王建平说，“如果是劳动合同，那当然是正式员工，但这些人又没有经过公务员系统的考核选拔，无法获得正式编制。”
王建平认为，尽管颁布了劳动合同法，但政府部门聘用人员很难纳入到该法的调整范围，仍然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
现行的编制制度，是对临时工问题产生的一种解释。政府部门事权与编制之间存在矛盾，事权扩大而编制难易，于是产生了人员紧张的问题，“临时工”应运而生。“临时工”无需通过正式公务员考核选拔，不受编制数量限制。
不过这些受聘人员毕竟不等同于公务员。近期，甘肃、南京等地先后出台关于编外人员的管理意见，均指出受聘人员只能从事与行政执法有关的辅助工作。这也就意味着，受聘人员也不能享有执法权。
“我一直主张，必须将公务员的执法权和协助队员绝对分离开。”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指出，“执法权相当于准司法权，需要由严格资质的人员行使。协助队员是绝对不能享有执法权的。”
但实践中，这样的绝对分离并没有实现。受聘人员的辅助工作中，仍旧隐含着执法的内容。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诸如延安这种“暴力执法”的问题，“临时工”就成为了涉事部门可以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借口。
“我并不认为政府部门可以以‘临时工’为借口而推卸责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即便是受聘入职，也同样是经过政府部门资格审查并获得认可的人员。既然如此，那么一旦所谓‘临时工’违法，相关政府部门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