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有时候文未必如其人，有些人文章很漂亮，做人很苟且。那您能宽容一个人的人格和他写文字的风格是不统一的吗？
许纪霖：如果做人只是不善，一般意义上是可以宽容的。但是如果涉及到底线，那不在宽容之列。譬如说，培根，作为科学家和思想家，当然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他在历史上，有很多小人的、卑劣的行为。我们不能因为培根那么伟大，那些东西就要为尊者讳。这一点，中国古代儒家是非常强调知行合一的。今天呢，知识、文学和道德实践，似乎已经是二元化的，这也可以理解。
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做一个圣人很难，这不应该作为对大众的标准。但一个人即使不能成为君子，至少可以成为一个正派人，这是做人的底线。儒家的问题在于，要求太高，要么是君子，要么是小人，其实这两个标准之间，大部分人都有可能做到，那就是正派人，也可以说至少是个狷者，能有所不为。这对每个人都应该是有要求的。而对公众人物的要求就该更高一些，因为你已经从公众身份上得到很多了。现在中国的公众人物，要什么好处的时候，就说我是公众人物，我是有身价的，是有市场价值的；但面对道德标准时，他又混同于一般人了，说我也是个人嘛。这其实是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
我在发表过对莫言的批评后，网络上也有很多网友指责我不宽容。宽容跟乡愿不一样，宽容是有限度的。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一个价值标准，这叫乡愿。对恶宽容，那这种宽容就是一种平庸的恶。莫言只是平庸，没说他是恶。但是否能对平庸宽容，也要分两种情况，要看涉不涉及到底线。一个人如果没有表现出美德，你应该宽容他，比如看到老人他也没站起来让位；但如果一个人连底线都没守住，那不是宽容能够容纳的了。
FT中文网：那您觉得有没有可能，一个作家在现实中比较倾向于妥协，但在文学作品中，却能够保全他自己的精神追求呢？有这个可能性吗？
许纪霖：有，当然有。在纳粹时期，有很多这样的专家和学者。文学当中有坚守，现实中却很软弱。这恐怕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状况。我忧虑的也是这个状况。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文革完全可能再来一次。文革当中有一些积极表现的人。我自己是研究知识分子的，历次运动，在知识分子内部，积极表现的是少部分人，勇敢抗拒的也是少部分人，大概也就各占10%，大部分人，80%的人，都是随大流。有些人内心很清楚，但是很软弱，该守的没有守住。譬如说冯亦代，60年代，章诒和揭发他做卧底。冯亦代是个公认的好人，但是有些界限他没有守住。也有些人，连这个意识都没有。中国历次运动的悲剧，都是这么发生的。
有时候又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现实生活中越平庸，作品中越是勇敢无畏。这很像以前德国的知识分子。德国的知识分子因为当时也是在非常专制的环境内，在现实中非常软弱，但是他们的哲学又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从康德到黑格尔，整个19世纪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反省，痛定思痛。让我惊讶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也不过就过了三十年，大家突然都忘记那段历史了，歌颂唱红打黑的人里面也有是经历过文革的，怎么就轻轻地放下了呢？那段历史的记忆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