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香港文化界、知识界如何看待莫言获奖？
刘再复：我于今年十月来到香港，之后则到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国内的广东、云南旅游，与香港文化界、知识界并没有太多的交往，所以也不知道文化界、知识界对莫言获奖如何看待。但陆陆续续还是读了一些报刊也陆陆续续听到一些香港朋友的评说。我很高兴，看到香港不同派别的报刊都像报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样地在头版头条用巨大的篇幅刊登莫言获奖的消息，也很高兴地看到《明报月刊》、《亚洲周刊》、《城市文艺》等刊物出版“莫言专辑”，衷心礼赞莫言。与此同时，也读到一些报刊批评莫言的政治性言论与行为，例如在法兰克福书展时“退场”的政治行为和回应媒体的答卷。莫言的答卷我能理解，香港媒体对他的批评我也能理解。
FT中文网：现在所有的争议都是围绕在人格和道德层面，如果单从作品来讲，它的文学性你怎么看？
许纪霖：作品的文学性是见仁见智的，我不想对他的文学做太多的评价，因为我不是文学批评家。但是我想说，从文学角度而言，和他同一个水准的有一批人，而不是他一个人。也就是说，莫言获奖有理由，王安忆、余华获奖，也同样都有理由。虽然我个人不喜欢莫言，但是我想欧洲人喜欢。我想说的是，中国文学的崛起，不能以被西方承认来作为标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国际各大奖项中的一个而已，它当然重要，但它不是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最高的尺度。如果是唯一的最高的尺度，我们倒要反省了。中国的奖，譬如茅盾奖、鲁迅奖，为什么大家就不承认呢？问题在哪里呢？像日本的芥川奖，在日本的文学界、媒体和公众里的分量，不亚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为什么中国没有芥川奖这种份量的奖呢？现在中国，上上下下，从政府，到媒体，到老百姓，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了，好像只要诺贝尔文学奖承认我们了，我们的文学就被承认了。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欧洲一些学者、文学评论家以他们的眼光看出来的一个标准而已，多多少少有点东方主义的偏好。如果我们把这种偏好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价值标准，那么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就失去了自主性，所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但从莫言得奖以后，上上下下引起的狂热来看，这恰恰是中国今天精神堕落的一个标志，失去主体性堕落的一个标志。
FT中文网：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何意义？
刘再复：这个问题我已在接受《亚洲周刊》江迅兄的采访时说过了。采访录发表在十二月二十日这一期上。我从表层意义谈到深层意义。表层有“关注”意义，即推动和吸引世界更多的眼睛关注中国当代文学；还有“鼓舞”意义，即鼓舞中国当代作家更有信心、更有精神地写作。而主要是“启迪”意义，这是深层意义。莫言给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启迪是：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它的创造完全可以像天马行空，不拘一格。莫言把自己的体验、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手法均推向极致，这既是他的“文本策略”，也应是文学创作的文本策略。莫言虽说是在“讲故事”，但他却讲出大气象、大格局、大悲悯，讲出荷马史诗似的大叙述，讲出巴尔扎克世纪画卷似的大结构，这就是靠他不拘一格地创造，不把任何教条、任何全科玉律放在眼里地创造。莫言敢于宣称“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这不是粗野，而是冲破牢笼的大气魄。鲁迅在一百年前作《摩罗诗力说》，就期待中国能出现敢于蔑视教条的摩罗精神、撒旦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