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外部人文环境的自由宽松也确实有益于创作。但中国的人文环境还是有问题。我因为是高行健的挚友和研究者，就切身体验到被禁锢的伤痛。
像高行健这样的汉语写作天才，至今他的作品还不能进入他的祖国，还在被禁锢，连他的名字也不能在书刊上自由出现。我所写的研究高行健的书籍与作品也还不能自由出版。此事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耻辱，也是我的心灵困境。我了解一点“全息论”，从高行健这滴血，我感受到当代文学全身的许多信息。不过，我也看到，像莫言这种“颠覆性写作”和他的批判力如此强大的作品还能在大陆畅通无阻，说明当下写作的自由度比我在国内的那个时期强多了。莫言获奖对于那些真爱文学、真把全生命投入文学的作家肯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谓积极影响，是指创作心理影响。“彼能往，我亦能往”，这一心理肯定会在当代作家中扩大。
前些天我到李欧梵家，他送我《人文六讲》，便说到西方英美小说想象力的贫乏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其生活体验太有限了，身边的现实不够多姿多彩，对历史的回忆皆从书本中来……唯一可以发挥的就是叙事技巧。然而，技巧没有想象力的支撑和现实的视野，也只能落于玩弄文字的层次。所以有些理论家认为：文学原创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参见《人文六讲》第8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李教授所说的这一西方文学困境，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机遇。中国当代作家经历的生活不仅多姿多彩而且还经历过莫言似的大苦大难，大爱大恨，生活体验刻骨铭心，倘若能够充分表述，一定会有成就。莫言的代表作全是既有现实的深广度又有想象的视野。其成功的密码正是在这里。他的震撼力来自开掘现实的深度加上非凡的想象力。而凡是刻意经营技巧的作品，如《十三步》，倒不那么动人。莫言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基本经验，乃是敢于冲破一切教条的束缚，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性，把苦难化为资源，把困境化为机遇，把“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化作长江黄河似的壮阔审美形式，并非叙事技巧。莫言的成功，不仅启迪了中国作家，恐怕也能启迪欧美作家，也许还能刺激他们从沉迷于“叙事技巧”的傲慢中解脱出来。
许纪霖：中国文学如果要发展，最好就是纯文学回归到文学本身，有一个自由的空间，比较少地受到制约。一个是环境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另一个就是能够超脱于市场和金钱之外。国外的一些优秀作家，是被大学养起来的，成为驻校作家，或者得到基金会的资助。这些资助是没有条件的，让你过体面的生活，或者仅仅是维持温饱的状态。但是今天，很多作家，有非常功利的目标。过去说，文学为时代写作，为民族写作。后来，有些作家说，为自我写作，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作家，开始为金钱和市场写作，现在又多了一个为诺贝尔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