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有威信，是它历来只看“作品”，不看“头衔”。诺贝尔没有势利眼，诺奖没有势利眼，这是诺奖一以贯之的尊严，也是诺奖赢得全世界敬重的原因。
“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共有十四人），是莫言的世俗角色；而“作家”才是莫言的本真角色。莫言之所以能取得写作的成功，正是他一直坚守、捍卫住自己的本真角色，让本真角色像天马行空，鲸鱼跃海，充分地放射内心蕴含的光和热，从而写出世纪大画卷式的文学传奇。至于世俗角色的“作协副主席”乌纱帽，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也不足挂齿。他自己曾说：“在中国大陆，高官意味着有车有房，有一切优厚的待遇。但我这个副主席是挂名的，不在职的，所以一切照旧，该骑自行车去买菜，还是得骑自行车去买菜；去医院看病该排队，还是得排队。尽管如此，我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了，很多人见到我叫‘莫主席’，我听了以后很不舒服，很不适应。谁若叫我莫主席，我认为他不是我的朋友吧！谁叫我莫老师，我觉得他可以成为我的好朋友。”（引自“文学与我们的时代”，二一一年十二月二日，莫言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载于《明报月刊》二一二年第十一期）莫言这段表白是真实的，我完全相信。和莫言相遇相处过的朋友都告诉我，只要和莫言有所接触，就会闻到他全身都是作家味，泥土味，根本没有半点“作协副主席”味，更没有一丝一毫的官味。莫言获得这么高的文学成就，他根本不需要作协给予的头衔。是作协需要莫言，而不是莫言需要作协。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当了“作协副主席”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以赤子情怀和大自由的心态，发表痛快淋漓的讲话，毫无八股腔调。这说明，“乌纱帽”根本不在他的脑子里，更没有成为紧箍咒。带上“齐天大圣”名号的孙悟空还是孙悟空，带上“副主席”的魔术师还是魔术师，带上花纹的大鲸鱼还是大鲸鱼，这才是关键所在。把“作协副主席”看得很重要的不是莫言，而是莫言的质疑者和文坛表象的看客。顺便提一句，十五年前，我曾说，一个托尔斯泰比一打苏联作协还重要，千万不要把“作协”看得太重要。
FT中文网：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和机遇在哪里？莫言获得诺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
刘再复：我出国前，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是政治的干扰，现在又多了一个“经济市场”的干扰。但根本的困境并非外部环境，而是作家本身内在的困境。自由不是上帝给的，也不是政府给的，而是自给的。只有自己意识到自由，觉悟到自由，才有真自由。我说莫言是“黄土地上的奇迹”，正是因为他在一个最贫瘠的乡村里，也是在一个很难生长的土地上，却自己长成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一个震撼世界的大作家。他的生长环境恶劣到极点，“困境”困到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机遇却在苦难深重的困境中。天才都是个案。曹雪芹在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隐姓埋名，却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第一经典极品《红楼梦》。莫言给作家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启迪之一是他告诉人们：饥饿，苦难，贫穷，不幸等困境，恰恰是文学最好的摇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