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中国的制度环境内，知识分子在有些事情上有所进取，是有难度的。比如，你公然声援艾未未，是需要很高的道德勇气的。要求知识分子做这些事情，是不公正的。甚至，我个人可以原谅，莫言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他被迫退席，还有他说的那些话，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些场合，他的确有压力。我对莫言的批评主要是两件涉及到知识分子底线的道德问题：一个是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个是歌颂重庆的唱红打黑。说实话，这些事，就是不做也不会付出什么代价，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这就是我要强调的底线。如果，莫言是一个坚定的左派，相信薄熙来是对的，至今仍相信《讲话》是好的，那我即使不同意莫言的政治立场，我依然在人格上尊重他。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举动，要么说是幼稚，要么说是无聊，无论是哪一种，我都称之为一种平庸的“乡愿”。
FT中文网：被批评者诟病最多的是莫言以作协副主席身份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以此质疑他作为作家的人格，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刘再复：又抄写，又解释，这又是冒傻气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基调是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以政治标准为评价文学的第一标准，甚至要作家诗人成为不穿军装的军队。这种基调导致二十世纪下半叶前三十年的文学严重政治化，以致使文学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转达形式，危害极大。因此，至今还发动作家抄写这篇讲话，坚持“讲话”的精神，显然是荒谬的。莫言参与抄写，显然又犯傻。但他不是投机，而是犯傻。我能理解莫言，他是一个把全部生命都投入文学创作的人，文学写作是他的第一生命，绝对生命。为了保护这一绝对生命，他把其他事情看得不那么重要，也不会认真地动脑筋，甚至没有什么感觉。许多才华横溢的天才面对政治性游戏都很“麻木”、“糊里糊涂”，莫言也是如此。他的这一行动顶多只能算“幼稚”，不应以此对他进行人格裁判。
FT中文网：您如何看待中国作协副主席和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关系？
许纪霖：我觉得莫言有什么身份无所谓。即使今天莫言是作协主席，如果他够这个资格领奖，我并不认为这个身份有多么重要。强调“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可以视作海外的偏见。海外最主要的是以身份划分人，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体制的不了解。中国现在有很多对体制有抵抗的人，不仅在体制外，也有在体制内的。问题不在于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而是你是不是对体制有距离感，有警觉，在体制内部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是最基本的。
前阵子有人盯着贺卫方说：你是党员，怎么还不退党？这个很荒谬啊。我也是中共党员，1984年入的党，在北大打出“小平你好！”的时候，我们那时对共产党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热情。我曾经写过李慎之和王元化，我把这两位我非常尊敬的中共党内的老人，称之为“老派共产党人”，这是李慎之的话。所谓“老派共产党人”，是为理想而加入共产党的。早期的共产党是充满着理想的，我们当时在80年代初的时候，是怀着这样一种理想加入共产党的。所以，我不是说莫言是共产党员，就应该怎么样，这是一种充满意识形态、思想懒惰的偏见，是不能放在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看的。对莫言的批评不在于他是党员或者是作协副主席，而在于他本来应该有所不为，也可以做得到有所不为的，但他却给自己留下了一个人生的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