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三个有利于”和“两个是否”的标准，判断中国农村改革成功还是失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可以作为判断的构成。
第一，收入及差别是衡量改革成果和比较政策优劣的最重要指标，因为它最能反映“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而城乡收入差，同样常常被视为衡量中国农村改革成功与否的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因为它不仅反映了农村实际发展与变化，更能表现农村是否与时俱进跟上国家整体发展的大势。如果农村的改革能跟上全国的发展，与国家整体经济形势同步，那么中国的城乡收入差别，至少是不会扩大，而且是一个越来越缩小、达到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水平的过程。只有这样，农村的改革才能称之为成功。如果越来越扩大，那就说明中国的农村改革的倒退和僵化。
但恰恰就在这个极为重要的指标上，统计数据暴露出这几十年来以“致富农民”为大旗的中国农村改革及三农治理，不仅未能使农民的收入能与中国改革的成果同步推进，而且城乡收入的差别在不断加大到一定水平后，维持在一个极不合理的高水平区间。
据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报告显示，在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这份报告最主要的，还是揭示了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事实，这就是在经历了最初农村改革的红利后，中国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的幅度，已远远低于社会的平均增速。导致的结果，就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U”字形发展路径。到了2010年，虽然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所收缩，但还是达到了3.23倍。
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的公开数据，也认同了以上的数据和U型变化的事实。据经济日报的中国经济网引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10年，中国城乡收入比都在3倍以上，只有到2011年才回落到3倍以下（见下图）。
以上数据，对判别中国农村改革的是非得失，具有强烈的比较意义：
首先，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短暂的一段时期后，走出一个不断攀升爬高至一定高位的态势。这标志着，尽管这几十年来几乎每年的一号文件都“姓农”，三农治理也列为“重中之重”，但实际的结果，却是中国农村的改革远远落后于整体社会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居高不下，已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其次，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5年发表的36个国家的资料，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倍，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在日本，甚至不少农村比城市还富，日本的农民比城里人还有钱。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3个国家，城乡收入比超过了2。而据业界专家估算，若将农民的实物收入、生产性投入和市民的隐性福利收入考虑在内，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实际高达6倍。这充分表明，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一直维系在比国际惯例还要高得多的态势，这40年来的中国改革和的三农治理模式，已被实践证明必须要“大修大改”。
第三，尽管这七八年来一直强调三农优先，但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城乡收入比）依旧保持在远高于国际水准的水平。从上面表格可看到，2011年三季度的城乡收入比是2.7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到2016年，中国城乡收入比依旧维持在2.72的高位；而到了2017年，按照人均比，城乡收入比也保持在2.71的高水平（按照收入中位数比为2.83）。
这些数据都十分清楚的表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至今，中国农村的发展一直落后于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步伐。尤其是在最能反映改革成果的居民收入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上，最早改革的农民，享受到的改革成果最少。
除了在人民生活水平和“实实在在获得感”上，中国农村的改革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数据和事实外，在农村生产力和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这几十年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同样也不能证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
用三类产业增加值各自发展的增速以及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的变化来说明农业生产力和贡献率，也许不一定全面完整，但至少能说明一定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1978年3678.7亿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为1018.5亿元，占到总产值的28%；而到了2016年，在743585.5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只有63672.8亿元，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6%。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加了202倍。而在第一产业上，2016年却只比1978年增加了62.5倍。
也许现代化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改变，使以上的数据还不能让人完全信服，那么，我们不妨再次走进中国的农村，看看农村空心化和边缘化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方面，笔者今年3月在FT中文网发表的《乡村振兴，希望在城市中产阶级》一文中已有阐述。而中国社科院农村所7月25日刚刚发布的（2018）《中国农村发展报告》，则提供了这方面最新的情况。
据该报告，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和安家落户，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和老人、妇女和儿童“三留守”等问题日益严重。2017年，全国转移到城镇就业生活的农民工平均年龄39.7岁，农村呈现“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代际分工模式，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2001-2011年，全国农村人口减少了1.33亿人。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还带来了村庄“空心化”问题，大量住宅长期闲置、宅基地浪费严重。中国农村不仅“谁来种地”的难题未能破解，而且整体凋敝的状况更加严重。
而早前中国住建部的一份全国村庄调查报告显示：“1978年至2012年，全国行政村总量从69万个减少到58.8万个，年均减少3152个；自然村数量从1984年的420万个减少至2012年的267万个，共减少153万个，年均减少约5.5万个。”乡村的空心化引发了中国农村的产业空、青壮年空和住房空等空心化现象，直接导致中国乡村的凋敝和衰落。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所2012年发布的《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报告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推算，到2017年中国农村可综合整治的土地至少高达1.4亿亩（这还不算其他闲置的农村建设用地和抛荒土地）。
另据统计：从1996年到2016年中国农村人口已从20年前的85085万人大幅减少了2.61亿人，下降到2016年底的58973万人。这使本来就处在全面小康社会发展“下风”的中国乡村显得更加凋敝。土地荒废、农舍闲置和公共服务弱化，使农村大大拖住了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后腿。
除了上述两大方面以外，中国农村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方面，还突出表现在其他多方面。比如说，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差距较大。如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差异显著。以教育为例，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和68.1倍，至于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现象就更严重。而在医疗卫生公共资源投入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发布的《中国药品市场报告》蓝皮书，中国城市人口平均拥有的医疗资源（物质和人力）是农村人口的2.5倍以上，由于这方面的公共财政投入不足，不少地方出现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可以说，农村改革和三农治理的高质有效，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显得尤为重要。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也只有在顶层设计上把有效性、高质量作为立足之基，再次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全面审视这40年来农村改革的是是非非，以革命性的创新思路，打造全新的、突破旧有农村改革范式束缚的、2.0版的中国农村新时代改革纲领，那时的乡村振兴战略，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乡村改天换地的法宝。否则，我们依旧还会继续在传统农村改革的旧有范式中曲曲折折、历经坎坷。
（作者系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