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为同一起矿难事故所拟的两则新闻稿：
一、某月某日，某地有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抢救。目前各类抢救人员及机械都抵达现场，营救工作即将展开，有关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二、某月某日，某地有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当班的矿工被困井下。目前井下仍有明火燃烧，情况复杂，营救工作无法展开。焦急的矿工家属在矿区外守候了一天一夜，而有关事故的原因众说纷纭，有关部门仍未给出确切的解释。
假定以上书写的都是事实，那么我们不难看出，事实经过筛选、组合和编排，可以给读者带来完全不同的阅读效果。这就是英国学者卡尔所说的：“每一个新闻记者今天都知道，影响舆论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选择和安排适合的事实。”其实，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新闻报道中，也存在于我们所阅读的各种历史书里。
历史学是一门讲究证据的学科，历史叙事依据的当然都是史实。但由此而相信历史学家会写出同样的历史书，那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读钱穆的历史书，你能体会到他很喜欢写传统社会中的士大夫。如《国史大纲》的西汉一章，标题就有“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西汉初年的士人与学术”、“士人政府之出现”等。为什么要突出这些史事呢？因为按钱先生的看法，自西汉开始，便从平民社会里选出它的优秀分子——士大夫，由他们来组成政府，领导社会。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也是它的长处，怎能不大书特书呢？读吕思勉所写的汉代历史，着墨最多的是汉代的社会改革。在他的书里，你会看到许多同类史书不太提及的人和事，如写眭弘、盖宽饶劝汉帝求贤人，禅以帝位；写贡禹建言朝廷废奢侈之事，而多行宽恤民力之政；至于贾谊之禁奢言论，董仲舒言汉代社会习俗之薄恶，也是一般写汉史所不甚留意的。为什么要特显这些人和事呢？因为按吕先生的看法，中国至迟到秦汉之后，社会已进入了病态，非有一番改革更新不可，而汉儒都抱有改革社会的志向。自王莽改革失败后，“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让天下安”遂成金科玉律。然而，病态之社会如何能听其流迁，而不尽力去改革它呢？故汉代的改革，自当在我们的历史书中特加重视。翻翻我上学时用过的教科书，上文所列钱、吕两先生大书特书的史事几乎无一着笔，写得较多的则是“秦汉时代的阶级构成”、“两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阶级矛盾与农民起义”等。当然，这样写也自有书写者的用意。
历史书写无一概的定式，却有着基本的底线——不能写成历史的谎言。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写过一部题为《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的书。他批评教科书编写者把政府美化为一个英雄的形象——联邦政府依然是人民的公仆，它完美而无瑕疵。至于它干过的一些不太体面的事，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干脆回避。这可否称为“历史的谎言”？我们的教科书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谎言”？或许可以组织学生课堂讨论，让大家发表意见。不管讨论的结果如何，同学们至少会明白，想要全面地了解历史，就必须阅读各种各样的历史著述，而不能光看教科书。课堂讨论还应该让学生明白：由人书写的历史，总是包含了书写者的特定意图及其期望的阅读效果。
人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所写的，但我们也不能只读胜利者的历史。比如，洛温批评美国的历史教科书“站在政府一边，引导学生得出结论：批评政府是与公民身份不相宜的”，从中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这些教科书是为美国政府而写，而不是为美国人民而写，所以它充满了历史的谎言。从本源上说，史学应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为谁而写本不该是个问题。然而，史学之异化也久矣。异化之后的史学，怎能指望它为人民写史？异化之后的历史书写，也难免会说谎言。卡尔曾提醒自己的学生：在研究历史之前，应该先研究历史学家。我们也不妨这样提醒读者：要读明白一本历史著述，首先得明白历史学家为何而写，为谁而写？如果有了这一层领悟，那就不用担心历史书写中的“谎言”了，相反，有时还能在“谎言”的背后读出历史的真相来。（作者为华东师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