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正常采访都可能被污名为下海投敌之时，你我能不审慎对待笔下的一字一句？
1980年代，我在《福建日报》做记者。当时满怀新闻理想，不料第一次外出采访就挨了当头一棒。
三十多年前，福建平潭岛还是一个风吹石头跑、光长石头不长草的地方，物质极为匮乏。而平潭西岸的福清，则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经济相对活跃。福清百货公司与平潭百货公司建立了供货关系，当时通过货轮将凭票才能买到的自行车、家电之类运到平潭，赚点利差。
1987年的一个冬日，福清百货公司经理一行来到报社，投诉平潭娘宫派出所、税务所无理扣押他们的货物、人员。扣押理由是：投机倒把，走私贩私。经理从挎包里掏出一沓合同、发票，证明他们跟平潭百货公司的生意往来是名正言顺的。经理说此类事甚多，但之前罚款了事，可这次他们不认罚，平潭娘宫派出所就人货一并扣留。报社群工部主任听后拍案而起，马上向分管领导汇报。领导认为派出所的做法严重违背中央精神，这只“麻雀”可以剖析！于是，就派老侯（侯广英）带我前往采访。
翌日，我们与福清百货公司的货车一道上路，事先讲好不暴露记者身份。一路颠簸，终于到了平潭娘宫码头。货车才驶出两三百米，就见前头设卡检查。一根横杆将所有货车拦了下来。司机告诉我们：“就是他们。”话音未落，几个身着便衣的检查人员走了过来。他们看了看司机，算是“熟人”，便有些不屑：“怎么啦？不服？又来了？”经理赶紧凑过去：“哪敢？我们是来带人回去的。”其中一个叼着烟的，看了看经理：“带人？没做梦吧？”见状，老侯下车将合同、发票递过去：“手续完整啊。”“完整？知道犯了什么罪吗？投机倒把罪！已决定对他们劳教。”“你们是？”老侯一问，好几个人围了过来，有的甚至撸起袖子：“咋啦？查户口啊？”见事不妙，我赶紧掏出记者证：“别误会。我们是记者。”我这么一说，岗亭人员愣了下，“记者？假的吧？”另一个人马上跑进岗亭打起了“摇把子”——手摇电话。过了好一阵子才出来说：“我们领导让你们进城。”
老侯与我就这样被带到县公安局，可领导根本不露脸，直到傍晚才有一个所谓领导出来，扔下一句话：“没事了。你们回去吧。”我们据理力争：“怎么说没事就没事了呢？究竟为什么扣留我们？”对方回应：“还没待过瘾是吧？”看来，山高皇帝远，这不是说理的地方，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灰溜溜地出了公安局，在县城旅社住下。一夜未眠，心有不甘。第二天直奔县委，县委书记倒是很客气：“报社来电了，希望你们早点回去。”并用自己的吉普车送我们到了娘宫。
哪知道我们一回报社，同事纷纷围了过来：“听说你们要下海投敌。都惊动省委了。”老侯与我面面相觑，目瞪口呆。领导这才说了缘由。原来，娘宫岗亭人员的确是公安局的，他们怕事情败露，就直接将电话打到省委值班室，说是“抓到两个想下海投敌的记者”。下海投敌，那可是现行反革命罪啊！因事关重大，值班室紧急向省委报告，省委领导指示报社核查是否有侯姓、李姓记者？是否到平潭采访？历史是否清白？接此指示，报社领导赶到省委说明来龙去脉。省委马上通过公安厅要平潭公安局立即放人。
窝囊，窝火，但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虽然我们采写的相关调查得了1988年“中国好新闻二等奖”，但领导要求我们只字不提自己的遭遇。
近年来，每见新人引用汤姆·斯托帕德的话：“如果你的目标是改变这个世界，那么新闻工作是一件比较直接、能短期见效的武器。”我总忍不住边述往事边敲打他们：当你遇到类似正常采访也要被污名为下海投敌之时，又会如何自保并“以言报国”？改变世界谈何容易，先试试改变自己改变小环境，看看能否短期见效？当前，因个别记者的不检点而让整个新闻界蒙羞。对此，我最想说的就是：笔下的一字一句，媒体从业者务须“敬慎无所苟”。都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那么你我也该记取林同济的警示：不要等闲弄文字，糟蹋了这个“大人事业”。（作者为厦门日报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