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永红们来说，骂能解决什么问题？这只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心理疗伤，越骂，越感觉到自己受伤，越感觉自己什么都得不到。于是，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市场社会，共同培养了他们占有的社会性格。别人什么都占有了，他也想占有。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今天感觉到活得很失败，没有占有多少东西的人，比如农村老人、小学校长、打工仔，甚至把手伸向了幼女，在把一切都视为物占有的社会性格中，找到自己的满足。
占有的社会性格，是符合权力和资本维持这个社会运转下去的需求的，因为想占有，多数人就会想去努力挣钱，从而能够消费商品，创造财富，尽管它伴随着负面的效应，就是很多人想钱想疯了，不是去创造而是去打劫。
当然还没有完。仅仅想占有，还不行，还必须想成为像既得利益者一样的人。所以，人们会发展到，无论有无机会挤进利益集团里，也无论他们多么痛恨采用各种手段占有较多社会资源的人，骨子里，他们其实是想成为这种人的。所以，痛恨腐败，某种意义上，只是痛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而已；骂公务员，也只是痛恨为什么公务员的职位不是给他。
这种社会性格，就完全合利益集团的意了。人们成了既有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格局的群众基础，而且，他们的所想所做，是在维持、强化这个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格局，而不是在破坏它。当然，在这种社会性格下，周永红们也可以找到一堆理由来辩解，恶心点的会鼓吹“为人民服务”，实话实说的不过是为了混得好些。
这就导致了向辩护者的转变。因为对于变态、恶的东西深感无力，人们就把它合理化；同时，为了消除把它们合理化的道德焦虑，便强迫自己具有被迫害感，把责任给推出去。
能带来什么？
概括一下的话，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都已经找到了维持它们运行所需要的社会性格，但同时，也带来相应的后果，民众同样也形成了破坏它们的社会性格。
比如，社会治理上，固然中国人的“羊性”，以及他们对体制内美好生产的艳羡，其心理能量会导向对既有体制的维护，但他们所受到的挫败，也会形成包括“仇官”在内的攻击性格。这明显不支持既有的治理方式，要摆平这些社会性格驱动的行为，官方要花费巨大的维稳成本。在古代，人们要被逼到活不下去才从“羊性”变成“狼性”，但今天不一样，底线抬高了。
又比如，社会结构。要维持它的稳定运作，需要人们有这样的社会性格：既能和他人合作，又对社会流动抱着希望。在今天，这两种性格在人们身上还是具备的，所以社会虽然已经“溃败”，但正常运行并无太大问题。后果只是，既得利益者对中下层的剥夺、羞辱，构成了人们无力感、挫败感的来源。他们攻击性的社会性格，并不是一直支持社会结构就这样下去。
这不仅仅是麻烦所在。更大的麻烦还在于，政治、社会、经济结构太依赖社会性格的支持了，而这也意味着，如果后者冲突于前者，后果是严重的。
西欧人把中世纪末期的农民，“规训”成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下的社会性格，用了200多年，而且伴随着血与火的历程。甚至可以说，一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福特主义”诞生，资本主义的社会性格才牢牢地稳固。
